缅怀爸爸刘炎

刘建华 刘晓星 刘苏淮

山东临沂烈士陵园内有一座高八点八米成巨轮型的墓，上面刻着“刘炎政委同志之墓”。这是我们亲爱的爸爸安息的地方。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年了，我们是多么想念他啊！三十六年的时间不算短暂，可是爸爸留下的宝贵遗言却始终铭刻在我们心中，鼓舞着我们前进。那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爸爸临终前，我们凝立在他的床前，妈妈深情地望着他那戎马终生、历经百战的身躯，默听着爸爸对我们的最后的几句话：“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只留给你们一句话：要经得起考验，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伟大革命领袖。……”妈妈悲痛地流着眼泪，点着头说：“记住了，你放心吧！”爸爸闭上了眼睛。我们哭喊着“爸爸!爸爸!”从此他和我们永别了。

爸爸是湖南省桃源县北区莫村乡孔水坡刘村下庙湾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原名安焕，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加入红军。参加过秋收起义，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江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不幸病故。

爸爸幼年在家放牛，七岁时读书一年，十一岁至十三岁又读了三年，十四岁学织布，农忙时帮助家中种田。当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南家乡时，爸爸毅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在家乡组织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由于他斗争积极，办事公道，家乡群众都把他当贴心人，选他作了农民协会委员长。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湖南的工农群众，使湖南的城市和乡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敌人的大惨杀，使爸爸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便一毅然跑到武昌，参加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在警卫团进一步受到党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当警卫团进驻江西修水时，他经宛希先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的号角吹响了。武昌警卫团编为起义师的第一团，成为秋收起义中的一支骨干力量。起义这天，爸爸所在连队兴高采烈地从修水出发，向长寿街前进，准备去打平江。不料在长寿街突然遭到临战叛变的邱国轩部队的袭击，连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团和第三团也遭受了损失。由于敌强我弱，使这次起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在浏阳的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我国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伟大的战略转变。在向南进军的途中，又受到敌人的伏击。当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起义部队剩下不到一千人了。毛泽东同志立刻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第一步整顿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两个营共七个连。第二步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要求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

整顿后，爸爸在一营二连一班担任副班长，党内任小组长。他在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每天都和战士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积极培养、发展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人入党。在一次行军途中，爸爸找班长赖毅伯伯谈话，在谈话中知道他曾经加入过共青团，迫切希望入党。爸爸立即向党代表作了汇报。后来党代表找赖伯伯谈了两次话，并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赖伯伯入党之后，爸爸就经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培养和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连里党员数量逐渐增多，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各项工作十分活跃，党支部真正成了连队的堡垒。最近我们去看望赖毅伯伯，他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我们说：“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实际上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十月末，爸爸所在连队跟随毛泽东同志到达茨坪。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余里，经过艰苦奋战，把革命红旗插到了井冈山上。在向井冈山进军的征途上以及到达井冈山以后的战斗中，爸爸总是进攻在前，撤退在后。在少衣缺粮的情况下，他处处关心群众，爱护战士，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那时二连的干部多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经受不住这种严峻考验，动摇起来。当连队到茶陵一带进行游击作战时，连长、副连长和党代表等人当了可耻的逃兵。这时，毛泽东同志一下就把爸爸从副班长提到连党代表的重要位置上来。

爸爸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信任，他肩负着日益加重的担子，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一九二九年他由党代表改任连政治指导员，一九三〇年任团政委，一九三一年任师政委，一九三三年春至一九三七年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长征中，刘晓伯伯曾任民运部长，那时爸爸改任副部长）。

长征中，民运部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部队找向导。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老百姓对红军不了解，所以当部队进村之前，青壮年都吓跑了，只剩下少数年老体弱者。没有向导部队是很难行军作战的，向导是部队行军中的活罗盘。爸爸耐心地向老年人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身作则，处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尊敬老人。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就逐渐消除了疑虑，相信红军是自己的部队。于是，他们和爸爸一起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回来，从而不失时机地为部队找到向导。有时遇到特务分子化装成老百姓搞造谣破坏，爸爸敏锐地识破敌特的阴谋诡计，依靠群众及时把特务分子抓起来。

民运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部队筹粮筹款，保证给养。那时部队除了购买一部分粮食外，还得向地主筹粮款。爸爸每到一地，都深入调查研究，依靠贫雇农，弄清楚大地主是哪几户，小地主是哪几户，哪户的该全没收，哪户的部分没收，都做到心中有数。在人烟稀少的长征路上，粮食就是生命，经他筹的粮款虽然不少，但他从不多吃一口粮食，而且经常饿着肚子。

在执行任务中，有时遇到敌人的袭击，他迅速把民运部的人员组织起来，击退敌人。在强渡乌江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炮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将他覆盖了，同志们以为他牺牲了，不一会，他从土里爬出来，掸掉身上的泥土，抹掉脸上的灰尘，又乐呵呵地继续前进了。爸爸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各种困难，胜利到达延安，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投入到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蒋介石在我党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八年初，党中央派爸爸到新四军第一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协助支队司令员陈毅伯伯带领部队挺进江南，在溧阳、金坛、丹阳、句容一带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五月中旬，一支队自安徽的岩寺出发到达茂林镇，爸爸就和陈毅伯伯登上蚂蚁山瞻仰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同志的墓地。寻淮洲同志是一九三四年冬随方志敏同志率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牺牲在这里的。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和教育我军指战员及当地人民，陈毅伯伯为寻淮洲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重建新墓和立纪念碑。由陈毅伯伯撰稿、爸爸书写的碑文，现在仍保存在茂林公社党委办公室里。当我们看到“寻淮洲同志之墓”、“寻淮洲同志略历……”那些端正的字体时，又引起我们对爸爸深切的怀念。

几天之后，一支队离开茂林到达南陵。六月一日，自南陵宣誓出发东进。六月十四日到达茅山地区。这里过去是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时已沦陷半年多了。日寇烧杀抢掠，汉奸应劫而生。土豪劣绅、帮会首领、国民党特务以及溃散军官等等，乘机拉队伍，称“司令”，光在茅山地区，这样的队伍大小就有好几十股。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欺压人民，搜刮财物，广大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得到解放。

一支队来到这里之后，群众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纪律良好的军队，心里很高兴。但又看到新四军人数少，武器差，而且有些人扛的是大刀、长矛，联想到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自“八·一三”以后节节败退，接连丢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情景，就为新四军能否战胜日寇，能否站住脚而担心。

要在日寇盘踞、国民党“司令”横行、人民群众对战胜日寇缺乏信心的茅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爸爸亲自带领政治部的一些干部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夜以继日地访贫问苦，给群众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救会、妇救会等。同时，还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有时拜访进步的上层人士，有时协助陈毅伯伯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向他们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经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不少开明士绅、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区长和三个县长被争取过来，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有的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六月十七日，粟裕伯伯率领的先遣队在卫岗取得首战大捷，毙伤日寇少佐土井以下数十人，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七月，成立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又经过大小二百多次战斗，从日寇手中解放了大片土地，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十几个县的抗日根据地，揭开了江南抗战胜利的新篇章。从此，“铁军”的威名很快就从大江南北传开来了。

这年秋天，党组织派爸爸到丹北（江苏丹阳县以北）地区去，帮助丹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管文蔚伯伯进行三项工作：（一）安排从一支队调去的一批干部充当游击纵队的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二）把丹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三）成立丹北工委。爸爸到那里之后，管伯伯带他看了部队，看了地形。当他们越过铁路到达江边时，爸爸高兴地说：“好啊，我们有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虽然铁路、公路被敌人占领了，但封锁不住我们，将来这里和茅山连成一片，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爸爸曾先后三次到丹北去，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春，陈毅伯伯带一支主力部队来到丹北，配合挺进纵队打下了扬中县城和江北的大桥镇，控制了长江两岸的阵地，开辟出通往苏北的战略通道。挺进纵队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使丹北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了。这年十一月，为了更好地向东向北发展，一支队、二支队合编，在江苏溧阳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伯伯和粟裕伯伯分任正副指挥，爸爸仍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春末，国民党企图把新四军消灭在江南，陈毅伯伯侦知了敌人的诡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毅然率领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由于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江南地区形势大变，敌伪蠢蠢欲动，群众有些不安，在这关键时刻，爸爸又奉命回到江南。当时地方党的同志见到爸爸都非常高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爸爸和他们吃住在一起，对他们讲明形势，统一大家的思想，坚定他们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猖狂进攻的信心。爸爸回江南以后，积极把江南税收工作统一起来，成立了财经委员会、丹北中心县委、丹北地区行政公署和军分区。经过这段工作，巩固了后方，保证了苏北的物资供应，为黄桥决战作了准备。

爸爸在江南盼望着江北的胜利消息，盼着黄桥的捷报传来。七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机要员高兴地拿着电报进来，爸爸接过来边看边笑，用力推醒正在睡觉的副官，大声说：“你看看，好消息，黄桥打下来了。”爸爸兴奋得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就作报告，把战斗捷报告诉大家，鼓励留在江南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工作。

爸爸在协助陈毅伯伯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心血，使他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伯伯代理军长，组建七个师。粟裕伯伯任第一师师长，爸爸为该师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

三

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征途上，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爸爸认识到共产党员必须有革命的理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找出方向，才能在复杂的事物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因此，他在工作十分繁忙和身体有病的情况下，总是挤出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的文章和党内文件，他还经常收听广播。每打下一个地方，就派人去买报纸，了解时事。他随身不离的学习工具是一本破旧字典，一本中国地图和毛笔、墨盒，在休息时他就练写工整的毛笔字。

爸爸对干部战士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他经常和干部战士谈话，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思想情绪，向他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及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位干部以前在四川白区工作，当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后他跑了出来，失掉了组织关系。这位同志很焦急，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到了新四军军部，虽然说明了情况，但未能解决组织问题，曾伤心地哭了几次。后来他到了一支队，爸爸找他谈了几次话，把情况弄明白后，爸爸安慰他说：“在战争时期，以前的党籍很难找到证明了，等待以后再讲，现在还是争取重新入党吧，你写个入党申请书，我给你转到军部去。”到了五月份，这个同志就重新入党了。事隔四十多年，现在这位白发苍苍的将军回想起当年的情况仍很激动。他对我们说：“你爸爸真是个好主任，很能理解人，特别是政治上非常关心爱护干部，使我至今还深切地怀念着他。”管文蔚伯伯是位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在沪宁地区坚持斗争，一九三〇年被捕，坐了七年牢；一九三七年出狱后就在丹阳县北部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丹北抗日根据地，但还未接上组织关系。爸爸到丹北知道这一情况后，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很快恢复了管伯伯的组织关系。

一支队在江南取得的节节胜利，使新四军的威望日益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从京沪杭沿线来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他们朝气蓬勃，工作积极，给部队增加了新气象。但他们对革命理论知道的不多，有些人的想法是打败鬼子就回家乡。因此，爸爸花了很大精力去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他抓紧时间，给这些年轻人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讲红军的光荣传统，讲统一战线的意义，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彻底解放。爸爸还建议组织上把这些青年人放到连队去锻炼，大胆地培养和使用他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崔义田叔叔就是其中的一个。崔叔叔是个新参军、上过医科大学的知识分子，爸爸以他为技术骨干，另从连队抽调些年轻的战士，举办战地医疗学习班，大批地培养医务人员。崔叔叔工作干得很出色，思想进步也较快，迫切要求入党，爸爸就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当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你爸爸那时十分注意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站得高，看得远。”还有个从苏州东吴大学参加我军的戈白章叔叔，他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表现很好，爸爸建议组织上把他提升为一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爸爸就是这样热情、认真地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很快地提高，由单纯的抗日打鬼子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其中很多人入了党。

爸爸关心同志，工作细致，熟悉周围干部战士的家乡地址。在行军途中，路过同志们的家乡时，只要情况允许，总是让他们回家看看。有一次路过宜兴，爸爸就叫副官回家探望，使他全家人喜出望外，很受感动。

爸爸对犯错误的同志也非常关心爱护。有一位副科长在生活中犯了错误，爸爸一再找他谈话，耐心说服教育，指出其错误的危害。同时还鼓励他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继续革命。这位同志心悦诚服，激动得痛哭流涕，表示再不重犯。爸爸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极其严肃谨慎，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很负责任。一九四一年底，新四军某旅党委向师党委报告说供给部干部杨某犯有严重贪污罪，拟判处死刑，请师党委批准。当时爸爸住在苏北如东县丰利区滨海乡许世和家中，杨的妻子去找爸爸诉说冤情。爸爸详细地询问了杨的经济开支和生活情况，找不到杨贪污款项的下落，便想：战争环境，如果真贪污了那么多钱，用到何处去了？经过反复思考，爸爸作了批复，大意是：杨××同志是长征干部，若犯了严重贪污罪行，理应从严处分，但大量贪污款项究竟用于何处，应该调查清楚，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有一天傍晚，爸爸在外面散步，忽然遇上了杨的妻子，她向爸爸跪下说：“感谢救命恩人！”爸爸赶快拉起她来。她说：“问题查清楚了，老杨是大老粗，文化低，不会记账，把账目弄乱了，都错在账上……幸亏刘政委考虑问题细致，否则老杨的一条命就完了。”爸爸常对身边的干部说：“对人的处理，一定要取慎重态度，决不能马虎大意，草菅人命。”

爸爸生活简朴，平易近人。长征中，爸爸有一匹牲口，但他自己很少骑，牲口上不是驮着伤病员，就是驮着体弱同志的背包。在江南行军宿营时，常常露宿在野外，他和战士们一样，不是在树林中，就是在草垛旁，铺块油布就睡下了。早上醒来，不是一身露水就是一身霜。爸爸经常穿着洗净补好的旧灰布军衣，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开娱乐会，同志们拉他唱歌，他就愉快地唱起长征小调来。爸爸就是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多干部都愿意和爸爸谈心，把心里话告诉他。

在战斗频繁、生活十分艰苦的日子里，爸爸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使病情日趋严重，组织上对他很关心，一九四三年初送他去上海治疗。临行时，陈毅伯伯特意让保卫部门派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对上海情况很熟悉的一位老同志护送。到上海后，党组织安排他住在繁华的法租界虹桥疗养院。在这里，爸爸还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对医疗费用十分珍惜。阴历端午节那天，由于情况突然变化，他病未好，就带着组织上给他做的衣服鞋帽等，回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继续休息。以后，爸爸把这些衣物送给宣传队演戏用了。日本投降后，刘晓伯伯要去敌占区，爸爸为了节省公家开支，把自己仅有的一件皮袍送给了他。刘晓伯伯把这件皮袍一直保存至今。爸爸常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还有什么私人的东西哩！”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公敌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集中百万兵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为了大量消灭敌人，新四军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进行战略性转移，爸爸随着部队从苏北撤到山东。这时，爸爸的病情开始恶化了，一路上他忍着痛，骑在马上，有时骑不住，就伏在马背上。为了节省人力，他宁肯自己受苦，不坐担架。秋末冬初，病情更坏了，右腋下的肿瘤长得像拳头大，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一阵阵的满头大汗，整天不思饮食，终夜不能入睡，打止痛针也不见效，但医务人员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呻吟声。当时爸爸住在后方医院的西桃花村（离临沂一百二十里，现属沂南县界湖公社）。一天，房东大娘抱着一只下蛋的大母鸡对警卫员小王同志说：“这是俺的一点心意，杀了它烧汤给刘政委补补身子。”爸爸在屋内听到后便亲切地叫房东大娘进屋去，满面笑容地对她说：“您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这只鸡一定不能杀，留着下蛋，卖些钱贴补生活。你们现在很困难啊！我有大白菜、馍馍吃就很好了。”再三说服大娘把鸡带走了。大娘流着泪说：“真是个好人！”医生有时要给爸爸打葡萄糖，他也不同意，耐心地对医生讲：现在药品紧张，留给重伤员用！爸爸在患难的时候，心里想的总是别人。当时妈妈也身患重病，下肢瘫痪卧床不起，有时暗中哭泣，爸爸就劝慰妈妈，鼓励她要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要学习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精神，身残志要坚。他自己在病中忍着疼痛，孜孜不倦地反复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文件、报纸等等。他非常关心战争形势，关心部队情况，对前方来看望他的同志，总是先询问部队的情况，还对同志们说：“前方打仗工作繁忙，你们不要回来看我，你们能为党多做些贡献，我就非常高兴了。”爸爸就是这样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现在凡熟悉爸爸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粟裕伯伯、梁必业、伯伯等都称赞爸爸对党忠诚，为人厚道、正直，作风正派，待同志诚恳，平易近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生活简朴，有老红军的好传统。爸爸的这些优良品质给伯伯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爸爸得的是不治之症，正当党和革命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疾病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爸爸生前曾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回顾我这一生，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我是感到问心无愧的。”爸爸为革命操劳一生，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