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上英雄花

——李耘生烈士传略

砚 山

肃穆壮观的南京雨花台，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是许多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地方。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崇高气节，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多少年来，它鼓舞和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踏着先烈们的足迹，去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壮丽事业。

下面记述的，是雨花台著名烈士之一李耘生同志的英雄事迹。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曾用名李立章，李涤尘。一九○五年六月三日，出生在广饶县西李村一个农民家庭里。

一九二○年，十五岁的李耘生考入了省立青州十中。在学校里，他刻苦读书，还积极参加了青州府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说，用充满激情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鼓舞着人们的革命情绪，有时，他和同学们还出现在青州火车站，盘查日货。

一九二三年十月，耘生经王翔千老师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了省立十中团的支部书记。有一次， 他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奇怪的果子》的文章，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旧社会制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反动本质，表达了自己立志推翻剥削制度的坚强决心。他还曾组织过同学们闹学潮，要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撤换昏庸的校长。在青州各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运动中，他也是积极的参加者。

一九二三年底，李耘生同志应王尽美同志之邀，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四年二月，经王尽美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六月，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时，他担任了书记，专门从事学生运动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李耘生同志以青年团济南地方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了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到益都指导过援沪罢课运动，排除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六月二十一日，李耘生同志奉调去青岛，任青年团青岛地执委记兼组织工作。不久，他便发动了一次七千多名学生参加的支援沪青惨案的罢课游行，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青岛各界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十一月，关向应同志调任青岛团地委书记，李耘生同志奉命回济南任团地委书记。

一九二六年二月，李耘生同志又被调到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这时，军阀张宗昌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整个山东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在此情况下，李耘生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征得领导同意，及时把已经暴露身份的二十二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介绍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保存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济南和青岛几年的革命斗争中，李耘生同志不畏艰险、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经常冒着危险，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给中央和上一级党组织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为制订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同年，耘生同志被派往武汉任矫口特区区委书记。这时，他和当时担任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章蕴同志结了婚。从此，在章蕴同志的协助下，耘生同志更加忘我地开展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人民，武汉三镇黑云密布。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登报退党，有的甚至叛变投敌。

在这危难之际，耘生同志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转入地下，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是年冬，武昌环境更加恶劣。党为了保存力量，指示耘生同志暂时隐蔽待命。这时，章蕴同志已经怀孕，行动不便，党组织便安排耘生送章蕴回湖南老家。在那里，耘生同志一面照料章蕴同志，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进一步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后来的斗争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二八年春，党组织调耘生同志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但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当时经济拮据，已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他只好托人介绍，暂在《时事新报》驻南京办事处当了一名记者，并以此职业为掩护，继续寻找党组织。不料，祓叛徒出卖，他又被捕。敌人找不到他现为共产党员的可靠证据，便以“共产党员嫌疑犯”将其判刑十个月，监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同志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王井东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局长），并通过他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章蕴同志产后刚出满月，得知耘生被捕，便在同年六月份匆匆赶到南京。她一边谋求职业，一边想方设法照料和营救耘生同志。耘生同志爱看书，她就千方百计送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给他看。天气冷了，就及时送去棉衣、被褥。同时，她还不断给耘生同志传递外面的消息。在章蕴同志的照料和支持下，李耘生同志把牢房当书房，贪婪地看书学习，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介绍外面的情况，鼓舞大家的斗志。

一九二九年四月，耘生同志刑满出狱。经王井东同志介绍，他赶赴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们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号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后来，党又派耘生同志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京沪线上，进行铁路工人的工作。

一九三O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重建南京市委，一九三一年二月，耘生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指派，化名李涤尘，再次到南京，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当时，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经常利用晚上、假日，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进行调查访问；到大、中学校培养积极分子；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

同年十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同志为特委书记，负责浦口和南京附近各县（江宁、句容、溧水、溧阳）党的工作。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在南京举行“兵暴”后再到浙江天目山去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耘生同志在句容、溧阳等地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组织起一支茅山武装游击队，以便届时策应南京“兵暴”的队伍。

一九三二年四月，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 异常紧张。李耘生一家当时住在南京水佐岗3号。为了应付意 外，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分别借宿在外，家中只有四岁的孩子和 耘生的妹妹李玉梅。他们有时回家一趟，也得先看一看和房东 熊木匠事先约好的暗号。有好几次，敌特虽然成天价守候在耘生的家门口，但始终也见不到他们夫妻俩的影子。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耘生便对章蕴说：“南京的工作难以开展，我必须到上海找组织汇报，然后再回南京整顿组织，你还是回湖南去好。”就这样，章蕴同志经朋友帮助，装成病人，离开了南京。

章蕴走后，耘生想托个人照看孩子，然后再去上海。一天傍晚，他来到南京游府西街，想托过去的房东徐先生和叶菊姐夫妇俩去办这件事，不料，他刚一进门便被敌特逮捕了。

敌人将李耘生押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开始，他未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党员身份，但狡猾的敌人将其四岁的孩子带到狱中。在父子对认和叛徒的指证下才暴露了身份。

在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一个无耻的叛徒也在一旁帮腔说： “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耘生同志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满脸横肉的家伙将桌子一拍，号叫着： “我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耘生同志怒斥道： “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然后把他拖回了牢房。

在阴暗潮湿、腥臭难闻的牢房里，耘生同志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并带领难友们阅读、讨论狱外亲友千方百计送进来的革命书籍。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为了反对狱中非人的待遇，耘生同志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烧霉米烂菜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犯人．绝食斗争坚持了两天，敌人就惊慌失措，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绝食斗争胜利后，狱中表面上平静下来，然而敌人却在策划着新的阴谋。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凌晨，敌人杀气腾腾地打开了牢门，直着嗓子喊： “李耘生！李耘生！李一耘一生！”

耘生同志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便镇静自若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又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归拢整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 “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然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同志又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 “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耘生同志愤怒地说： “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羞愧难当，连声吼叫“开枪”。年仅二十七岁的李耘生同志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李耘生烈士永垂不朽！